你在用手机，还是手机在用你？你在读信息，还是信息在读你？当媒介占据我们的时间越来越久，究竟谁是主人谁是客？科技日新月异。媒介成为人的延伸，使人强大；媒介也可能形成陷阱，让人无力。3月26日晚7点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周庆安教授走上人文清华讲坛，探讨我们与媒介之间是否存在完美关系。
周庆安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主要从事国际传播、公共外交，政治传播等研究。他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青年学者，福建省“闽江学者”，第二届北京市高等院校青年教学名师。他同时担任教育部新闻传播专业研究生教指委委员，中国记协第十届理事、中国公共关系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等。主持涉及国际传播与新闻发布相关的国家社科基金、北京市社科基金重大课题，并著有《超越有形边疆：全球传播中的公共外交》、《制度、模式及话语：当代政治传播与新闻发布前沿观察》等。他曾担任新华社《国际先驱导报》专题部主任，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策划部副主任、新媒体新闻部副主任（挂职）等，是多家媒体的特约评论员。
大家好，我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周庆安。非常高兴能在今晚与大家交流人和媒介这一命题。作为一个新闻传播研究者，很多人认为我们仅仅研究媒体，实际我们更关注媒体在社会中的角色、作用，以及在媒介化环境下，我们每个人所发生的变化。
首先和大家分享一组重要数据。2024年11月中国政府网发布的第三次中国人时间利用报告显示，中国受调查居民每天平均上网时长达到6小时3分钟。而人每天用于睡觉、吃饭、运动等生理活动的时间约12小时。也就是说，在人每天的清醒时间里，有一半都在与互联网打交道。这个比例令人震惊，因为在2018年第二次全国中国人时间利用调查报告中，居民每天互联网应用时间仅2小时42分钟，6年间翻了两倍多。
2024年是中国接入互联网服务30周年，也是人工智能时代的开启之年。在技术快速发展的当下，我们需要思考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，人在技术变化的过程中发生了哪些转变，人类社会又出现了哪些新情况。
谈及“媒介”，它有广义和狭义两层定义。从广义上讲，人类历史上所有承载和传播信息的事物都可称为媒介，比如汽车，人们不仅用它出行，还能在车内听广播、欣赏风景，并通过汽车颜色传递个人喜好。如此类推，住宅的装修风格体现着主人气质；餐厅的布置、菜品能传递家乡信息。从这个角度看，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无处不在的世界，时刻都在接触媒介，这就是“万物皆媒”。不过今天，我主要讲狭义的媒介概念，即把承载和传递信息作为主要职能的载体，互联网就是典型代表。
实际上，我们每天接触媒介的时间远不止6小时3分钟。除了上网，我们还会无意中看到报刊杂志；在手机上看到各种热点新闻、焦点新闻；春节时陪老人坐下来看看《新闻联播》；工作时要看电脑；走在户外会看到各种广告。那么，媒介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？我们不妨简单回顾一下人类媒介的发展历程。
工业革命以来，伴随着文艺复兴，人的主体性得到张扬，媒介技术也在快速发展，西方以古腾堡印刷机为代表的印刷技术快速发展。19世纪，海底电缆的出现催生了通讯社，报刊、杂志也随之发展，专业新闻工作者的角色开始确立，新闻工作逐渐成为一种职业。
这一时期，印刷技术赋予了人们复制世界的能力，人们通过报纸、刊物、通讯社获取大量信息，此时人和媒介的关系可概括为“学习 + 观察”。媒介在那个时期非常重要，因为它帮助我们建立了世界观、从而有了更好的价值观和人生观。
20世纪是人类媒介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，电子媒介成为重要产物，其中又以广播和电视最具代表性。广播自20世纪初出现，至今仍活跃在媒介环境中，播客就是广播在现代的一种延伸，另一个重要产物是在20世纪中叶开始普及的电视。
电子媒介的出现进一步开发了人的感官，广播作用于听觉，电视作用于视觉。它不仅塑造了真实世界，还以我们乐于接受的方式将这个世界呈现在我们眼前。通过这些方式，我们能看到完整的全景式画面，甚至能用通过直播感受新闻现场，处在同一时空，拥有同样的视野。但与此同时，媒介研究者开始担忧，因为他们发现人和媒介的关系开始出现异化。
尼尔·波兹曼在其经典著作中提出“娱乐至死”的观点，他认为娱乐化改变了传统意义上媒介与人的关系，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教育等各类信息都有娱乐化的趋势。哲学家马尔库赛则在《单向度的人》中进一步指出，在高度工业化社会，信息会变成单向的传递，观念也随之被单向灌输，人会失去批判性和主体性。至此，媒介与人的关系成为新闻传播学科以及哲学、社会学、政治学等多学科关注的焦点。
20世纪90年代末，互联网在全球迅速崛起，在短时间内，我们经历了门户网站时代、web1.0时代、博客时代、社交媒体时代，又迎来大数据、前两年的元宇宙，直至今天的人工智能时代 。在这短短20多年里，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，媒介与人的关系也愈发紧密。
1998年，麻省理工大学互联网实验室教授尼葛洛庞帝在《数字化生存》中预言的诸多现象如今都已成为现实。他提出，数字化生存有四个非常重要的意义，它可以分散权利；它可以赋予不同人群权利；它可以推动全球化；它可以创造更和谐的现代社会。回望过去20多年的任一时间段，我们都很难想象今天带着一部手机就可以出门，一个二维码就可以解决大量问题。
在互联网时代，媒介成为人类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工具。它进一步开发了人的信息感官，让我们能在地、在场地感受信息变化和社会脉搏的快速变动。在过去，我们用触觉和个体感知去理解世界，而今天，我们用分享和连接来理解我们和世界的关系。比如朋友圈，在其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朋友在世界各个角落的活动，所以每逢假期总会有人戏称在朋友圈“云旅行”。
如今，短视频、沉浸式VR等让我们对信息的感受更加多元。可以预见，下一代改变信息感官的媒介很可能基于脑机接口技术，继移动终端开发我们的手脑能力后，实现思维与媒介的直接连接，目前多个学科都在为此努力。
媒介还为人们提供了更多表达途径。“现场”这个词正在发生变化。过去，新闻传播工作者特别看重“现场”，因为他们是最专业化且能第一时间抵达现场的人群。每当发生重大社会事件，记者都会马上赶到现场，在直播过程中常说的一句话是“观众朋友们，今天我在现场向您播报”，这是特别振奋人心的事情，也是专业新闻工作者得天独厚的。但如今，每个人都可能身处新闻现场，遇到新闻事件，人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掏出手机拍照记录，甚至在自然灾害发生时，也有人冒着生命危险，拍下珍贵画面。借助移动终端，我们拥有了更强的表达能力和更多的表达途径。
2014年，一位来自美国波士顿的渐冻症患者皮特·弗雷茨发起冰桶挑战，通过社交媒体传递渐冻症需要被关注和关爱的信息。这项冰桶挑战当时在全球引起热潮——先用一盆冰水浇在自己头上，大声点出下一个传递的人名，然后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提及某一个朋友，继续传递下去。这一活动体现了社交媒体兴起时对社会产生的强大和连接力量。
下面的图片来自一个游戏，主人公叫伊贝林，他从小就身患一种罕见病——杜氏病。和渐冻症相似，杜氏病患者的肌肉也会随着时间推移逐渐萎缩，慢慢失去基本的生活能力。伊贝林最终在二十多岁离世，在此之前，他通过网络游戏创造了一个空间，对世界分享自己的疾病故事，鼓励和帮助了许多人，通过一种年轻人特有的方式改变社会。在他去世后，他的事迹被拍成纪录片《伊贝林的非凡人生》。
第三张照片记录的是2022年8月重庆发生的严重山火，当时山火发生后，重庆社会各界都投入到扑灭山火和相关的服务保障工作当中，其中一个摩托车爱好者群体在山火扑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平日里，这批年轻人骑着摩托车在街上潇洒驰骋，或许在一些长辈眼中，“摩托仔”这个称呼略带贬义。然而，在山火肆虐的危急时刻，诸多火情现场面临着大车上不去、消防设备难以运达的困境，而正是这样一群被部分长辈误解的年轻人，借助社交媒体迅速组织起来，有序分配任务、高效动员协作，形成多个行动小组。在重庆扑灭山火的战斗中，他们充分展现出年轻人特有的活力与担当，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，改变了人们对他们的固有看法。这些案例都表明，媒介的力量已切实投射到社会发展和活动中。
第一，媒介是一种延伸。加拿大媒介研究者麦克卢汉在《理解媒介》中提出“媒介是人的延伸”，他认为，电子媒介延伸了人们的想象，将人们带入一个仅凭感官无法触及的领域。这一观点在今天依然具有深刻的合理性。媒介的延伸作用拓展出了极为广泛的空间。以出行距离为例，我们借助飞机这一目前最快的交通工具，一小时大约能行进1000公里。而电子媒介所能带来的 “距离延伸”，则远远超越了这种物理范畴。通过社交媒体，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，我们不仅能够跨越地域限制获取信息，还能与他人进行高效互动。在这一小时内，我们可能与对方围绕各种线次的来回讨论。这种超越时空的交流与信息获取方式，极大地突破了人类传统感官和行动的界限，充分体现了媒介作为人的延伸这一重要特性。
第二，媒介是一种体验。它拓展了人们对世界的感知维度，使这种体验变得极为丰富。当然，在这一过程中也衍生出了一系列问题。媒介体验的丰富性体现在它能够促进人们共同分享彼此的感受。如今，社交媒体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提供了广阔平台，许多朋友热衷于观看相关展示内容。以李子柒以及众多大V 为例，他们不断深入学习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并通过各种方式在社交媒体上进行展示，让更多人领略到非遗的魅力。此外，还有不少人喜欢观看做饭的小视频，或是对纪录片《舌尖上的中国》情有独钟。观看这类内容时，人们仿佛身临其境，短短40多分钟的节目，能让人产生仿佛品尝到美食的奇妙感受，这便是媒介带来的独特体验。
然而，媒介体验也存在风险。例如一起交通事故发生时，这一事件的新闻报道可能会在我们众多的微信群中广泛传播。相信在座的大多数人都拥有50个左右的微信群，不少人有强迫症倾向，看到群消息的红点就忍不住点进去查看。如此一来，若同一交通事故的新闻在50个微信群中出现，我们就会多次浏览。从认知角度而言，这相当于在一个上午经历了50次交通事故报道。长此以往，这种媒介体验会让我们对社会风险和危机的边界认知愈发模糊。
第三。媒介是知识。如今，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借助媒介获取知识，在这一过程中，检索信息成为常见行为，我们常常在搜索引擎、微信等平台进行检索，甚至还会通过与人工智能对话来获取信息。媒介已然成为重要的知识来源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人们知识体系中的不足。然而，我们通过自身检索获得的知识往往不够完整。媒介所提供的知识具有碎片化的特点，难以形成系统的知识架构。如何将这些碎片化的知识整合为结构化、完整化的知识体系，是我们需要努力探索的方向。
第四，媒介是速度。媒介是速度的象征。在当下，媒介的发展使得信息传播速度不断加快，人们已不再满足于知晓一小时前发生的事情，而是期望能够实时同步接收各类事实。并且，人们不仅追求同步知晓事实，还渴望在获取事实的同时，同步了解这些事实背后的原因和答案。这一需求促使短视频、公众号等媒介平台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深度分析与解读内容。当然，其中也夹杂着诸如负面阴谋论之类的解释体系。可以看出，如今人们对媒介在信息传递速度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高。
德国社会学家罗萨的著作《加速》中提出了 “加速社会学” 的观点。罗萨指出，自 1500 年以来，人们所感受到的每一天都充满了碎片化的特征，这是因为世界在持续加速变化，而媒介正是世界加速的一个重要标志。这种加速还体现在生活的诸多方面，例如在孩子学习的比较上，如果邻居家的小朋友做作业速度比自家孩子快，家长从媒介上获取这一信息后，可能就会指责自家孩子。相较于过去，如今获取这类 “别人家孩子” 的信息变得更加迅速和便捷了。
第五，媒介是智能。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发展，大家的手机里除了常见的 APP 之外，又增添了许多新工具，像豆包、Kimi、DeepSeek 等。对大家而言，这些工具有的可作为聊天助手，有的则能充当学习帮手。在这一发展进程中，人工智能凭借快速发展的态势，具备了更为强大的媒介学习能力。它不再仅仅为人们提供碎片化的信息，而是能够在底层逻辑上对这些零散信息进行重组与逻辑加工。
彭博通讯社的总编辑在2024年底，针对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，对媒介的未来做出了八个重要预言。其中，“未来搜索将让位于问答” 这一预言格外引人关注。这一预言反映出智能技术的重大变革。搜索，是人们在大量信息中进行自主筛选的过程，可从搜索结果中选择符合需求的信息；而问答模式下，人们更多是被动接受人工智能给出的答案，无法自主选择。
在此情形下，我们面临着一个关键问题：一方面，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我们的生活带来诸多便利与变革，推动了社会的进步；另一方面，我们也产生了忧虑。强大的媒介技术在不断发展的同时，逐渐渗透到我们的感官世界，占据了我们的听觉、视觉、触觉，甚至思维和时间。如今，人们每天花费在媒介上的时间长达6个多小时，占据了清醒时间的一半甚至更多。面对这种情况，我们不禁思考，既然媒介有着如此多积极的一面，我们该如何与之和谐相处？从某种程度上说，媒介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身边的人。
在座有许多大学生，我很好奇，对于你们来说，手机和恋人哪个更重要？我们用一种与媒介相关的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。认为手机更重要的朋友，请打开手机的手电筒，让我们看看这光有多亮。好了，我看到了一片灿烂的星河，看来有不少朋友认为手机非常重要。认为恋人更重要的，请打开你的手电筒。谢谢大家，我看到了更灿烂的星河，正如我所料。我一度担心当今社会是否已陷入被媒介过度影响的异化状态，如今看来，恋人在大家心中还是比手机更重要的。
下一个问题，在一天的时间里，离开恋人和离开手机，哪件事会让你更加难以忍受呢？还是用同样的方式，请认为一天不见恋人更难受的朋友打开手电筒，很遗憾，我几乎没看到什么亮光。那么，认为一天不碰手机更难受的朋友，请打开手电筒。看到大家的回应，我都恨不得也打开我的手电筒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大家嘴上说恋人更重要，实际行为却表现出手机似乎更难以割舍呢？这就是我们当下媒介化社会的现实。
媒介研究者们对这些问题高度关注，并展开了深入研究。这是我们总结的2024年关于媒介素养的相关论文主题，除了将媒介作为一个大主题外，还涉及算法驯化、生成式 AI、情感劳动、认知外包、数字分身、生成式亲密关系、认知脆弱性、技术无意识、认知陷阱等诸多方面，甚至还探讨了数字断连权，即我们在媒介化时代是否有权力保持沉默。这些研究充分体现了新闻传播学科领域的学者们，对构建人和媒介完美关系的关注与不懈追求。
在探讨媒介与社会发展关系的过程中，我们不能仅仅看到媒介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，还应关注在构建这种关系时可能产生的焦虑情绪。那么，这种焦虑源自何处呢？接下来，我想通过几个故事为大家进行分析。
先看一个发生在重庆长江大桥的故事。2024年4月，网民“胖猫”因情感问题跳河轻生，去世后引发一系列网络争论，甚至因为一些不恰当的信息导致网络暴力事件层出不穷。根据重庆警方的数据，事件发生后，在胖猫跳江自杀的大桥上，许多网民自发为其点来外卖，最多时重达94.6吨，要知道我们平时一份外卖大约只有半斤。
看到这张照片时我的情感非常复杂，一方面它反映出网络社会对年轻人的关切，但也引发思考：媒介力量强大，在唤起人们行动意识时，如果缺乏深入思考，是否会造成情感或资源的浪费？
大家对这张照片想必也不陌生。2024年2月寒假，一位网络大V在网上制造了一个话题，称在巴黎机场发现了一份中国小学生的作业本，并配文 “谁谁谁丢作业了，快来拣作业”。消息一出，很快就有孩子的舅舅回应，称这是自家孩子丢失的。这条新闻引发了广泛关注，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都感到十分震惊。大家不禁纷纷发问：如今的孩子学习压力竟如此之大了吗？连在巴黎机场都要完成作业？“内卷” 现象已经蔓延到这种程度了吗？
然而，事实证明，这只是一场摆拍和策划。在这一事件中，我们需要思考，为什么我们会对这样的信息予以关注？原因就在于，当信息发布者为了博取流量和眼球，不负责任地编造信息时，我们的关注被无端浪费，情感也遭到忽视，更为严重的是，那些真正值得关注的社会议题受到了损害。这一话题的背后，其实蕴含着大众对中国教育现状的关注、反思与追问。但在虚假摆拍的干扰下，我们的关注显得无力且苍白。从这个角度而言，媒介在此刻展现出了负面作用。
下面，我再为大家举一个例子。2025年1月7日，西藏定日县发生了严重地震。俗话说 “一方有难，八方支援”，此次地震发生在高原地区，又是藏族同胞的聚居地，因此格外牵动着全体中国人的心。在这一过程中，一张小朋友被压在废墟下的照片在网络上迅速传播。照片中的小孩十分可爱，却满脸烟尘地被困在废墟之下，这让看到照片的人无不揪心，大家纷纷担忧：孩子是否得救？受到了怎样的伤害？他的父母又在哪里？然而，事实令人震惊——这竟是一张AI生成的照片。仔细观察就能发现，照片中的孩子有六根手指，而且其原形还出现在AI生成的许多其他画面中。
类似情况在全球范围内都有发生，比如缅甸国内民族矛盾中，Facebook平台曾在算法操纵下放大对罗兴亚人群体的歧视、污蔑和仇恨言论，致使人们的情绪被激化，偏见与仇恨言论进一步发酵，甚至在部分地区引发了现实中的社会冲突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奥德蕾・阿祖莱在2024年“可信任的互联网”主题会议上指出：“真假信息界限模糊，系统性否定科学事实，放大虚假信息和阴谋论——这些问题并非起源于社交网络，但是由于缺乏监管，在社交平台上它们较真相更为得势。” 在此背景下，若要探寻我们与媒介之间的完美关系，就必须正视并摆脱这些媒介带来的负面因素。
此时，不得不提到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・赫拉利，他在《智人之上》一书中，开创性地以信息社会的发展历程来见证人类社会的演进，强调信息是社会结构变迁的关键因素。这一观点与新闻传播学者的理念不谋而合，我们都认为信息在社会演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。然而，赫拉利也警示了一些潜在问题。其中，人的主体性不断消亡便是重要一点，这让我联想到法国哲学家福柯在《词与物》中的观点，他形容人的主体性在不断消亡，就像沙滩上的笑脸被海浪冲走一样。
实际上，新闻传播学者一直十分关注人的主体性问题。在社交媒体时代，我们期望人们拥有复合主体性，即线下拥有明确的身份，比如我是清华大学的教师，在座的很多同学是清华大学的学生；线上也有独特身份，可能是体育爱好者、艺术爱好者或美食爱好者等。理想状态下，线上线下两种身份相互补充，能让我们变得更好。但现实是，人的主体性并未如我们所愿得到强化。以短视频为例，由于算法推送机制，系统会不断向我们推送同类型内容，此时，不是我们在主动选择信息，而是算法在定义我们的兴趣和主体性。这也引发了如同福柯提出的疑问：究竟是我们在使用媒介，还是媒介在利用我们？
从第二个方面来看，我们能够明显察觉到时间的加速流逝和空间感的逐渐消失。坦率地讲，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，知识领域日益拓宽，但一天的时长始终固定为24小时，时间并未增多。在此过程中，生产效率不断提升，人们对生活的理解速度加快，社会变迁的速度也在持续加速。
我时常在朋友圈看到有人感慨，怀念小时候的慢生活，那时一生只专注于做一件事，只钟情于一个人。我曾在这样的朋友圈下评论道：“如今都快发展到一天要做许多事、爱许多人了吗？”实际上，大家心里都明白，那种慢生活的节奏已然难以回归。这是为何呢？尽管我们向往如侘寂风般宁静质朴的生活，渴望回归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田园诗意，但现实却是，我们如同被装上轮子的车辆，在时代的轨道上不停地疾驰。这种快节奏的生活，正是整个社会加速变化的典型表现，而这与媒介有着必然的联系。媒介信息的爆炸式增长，极大地推动了时间的加速流逝。
同时，在人的主体性面临危机，以及时间加速、空间感消失的进程中，媒介还导致了主体关系愈发不平等。在学术研究中，有一个常见的术语叫“数字难民”，指的是在如今的媒介化社会中，在诸多场景下因不熟悉数字化工具和方式而面临差异对待的群体。例如，打车时，使用打车软件的人和没有使用的人会受到不同待遇；吃饭付款时，能出示付款码和只能用现金支付的人待遇不同；交流时，有粉丝的人和没有粉丝的人也会被区别对待；甚至在发表情包时，能理解表情包含义和不能理解的人也会有所不同。而处于这些“第二种待遇”的群体中，有许多是老人，以及来自边远地区不熟悉社交媒体和数字化生活方式的人。他们不应被社会忽视，但在媒介技术发展的浪潮下，却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更为弱势、不平等的主体。
2025年1月24日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谈及遏制错误、虚假信息以及仇恨言论传播时，提出了全球信息诚信的五大原则。这五大原则包括建立具有持久力和耐力的社会信任与韧性；构建健康的激励机制；鼓励媒体保持独立、自由且多元化发展；推动社会的透明度提升和相关研究；赋予公众更多权力，以便在信息获取与传播过程中拥有更多选择，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。
那么，如何落实这些原则呢？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，思索着怎样才能更有效地构建我们与媒介之间的完美关系。媒介的发展是一个不可逆的进程，这一点我已多次强调。在这一进程中，我们切实感受到了媒介为社会带来的诸多积极影响。然而，构建完美关系并非单方面的诉求，它不仅涉及我们对媒介的期望，更关乎我们对自身的要求，而后者尤为关键。
今年两会期间，全国人大代表姚明建议未成年人开展“息屏24小时”行动。所谓“息屏”，即关闭手机屏幕。该建议旨在赋予未成年人每天关闭手机屏幕24小时的权利，引发了广泛关注。这个想法对很多人来说都不陌生，微软创始人比尔·盖茨也曾在其传记文章中提到，他要求自己孩子那一辈人在14岁之前不得接触移动手机和移动媒体，而他本人正是互联网时代重要的技术推动者。这些事例促使我们思考，在媒介化的社会环境中，我们自身究竟应该做些什么？
首先，要成为有选择权的使用者。在社交媒体时代，选择能力至关重要。选择并非简单地远离媒介，而是在媒介化环境中，具备对信息的筛选能力，学会从同类型信息中抽离出来。或许有人会认为，我的意思是让大家在抖音、小红书、微博、视频号等平台之间切换使用，避免过度依赖某一个平台，这确实是一种选择方式。如果长期沉浸于某一类信息，我们对这类信息的自主选择权就会受到损害。2016年，牛津辞典将“post-truth（后真相时代）”列为关键词，在这个时代，人们往往会在媒介的影响下，有意识地选择相信符合自身意愿的信息。这进一步提醒我们，必须做一个有选择权的使用者。
其次，我们要有耐心倾听不同意见的意识。不得不承认，倾听与自己相悖的观点并非易事，毕竟鲜有人愿意主动接纳那些与自身想法相左的看法。然而，在当今时代，倾听能力至关重要。在信息爆炸的环境中，我们与媒介共生共长，倾听意味着我们能够听到媒介中不同利益群体从各自角度出发，为自身利益发声。这种多元的声音，是社会权利得以保障的关键。就拿中国的快速发展来说，正是因为每个家庭、每个群体都能在发展进程中有所收获，社会才得以稳步前行，这也正是倾听的真正价值所在。
以我自己为例，作为一名教师，我也常常陷入信息茧房。日常交流大多局限于教师同行，谈论的话题往往围绕着学生学习态度不认真，需要增加作业量，或者考试难度不够等。但我们是否真正倾听过学生的心声？是否关注过他们对课程教学的看法？主动倾听并接纳学生的观点，才是在社交媒体时代让知识得以有效传播的正确途径。
最后，我们需要给自己留出反思的时间和空间。反思是一件知易行难的事情，其难度甚至超过倾听。我有一位朋友，他是个善于反思的人。他每天睡前都会花一个多小时刷短视频，等手机没电后才开始懊悔浪费了时间，可第二天依旧如此，然后又开始反思说早知道不看了。他有一次特别苦恼，和我说反思没有用，我说至少你有反思的能力。有一天，他在刷短视频时刷到了推荐书的账号，发现了两个不错的读书软件，一个用于阅读，一个用于听书。自此之后，他会在睡前听一个章节，我认为这就是反思。
反思永远不会立竿见影，但长期积累，终会带来积极的改变。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，在不断反思的过程中，一旦时机成熟，就能为进一步反思创造更好的条件。所以，反思不可急于求成，但反思的能力绝不能丢失。
从这些方面来看，今天我们讲我们与媒介的完美关系，本质上体现的是媒介素养。在当下的媒介时代，人们每天与媒介相处的时间长达6小时甚至更久，媒介素养已成为每个人必备的基本素养。理解媒介，并非仅仅了解某种技术或平台，而是要通过媒介去理解当下的人、社会和世界，理解屏幕或互联网另一端的朋友和别样的世界。使用媒介也不是简单地运用技术，而是借助媒介成为更好的自己，创造更美好的社会，探索更广阔的世界。这无疑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，但作为新闻传播研究者，在见证媒介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，我们仍有机会去追寻这一美好愿景，所以才会讨论如何创造我们和媒介的完美关系。
对于这种完美关系，我提出“留白”这一关键词。“留白”源自中国山水画，在博物馆欣赏中国山水画时会发现，画作不会被元素填满，既有树木山石的描绘，也留有空白之处。正是这些留白，赋予了画作独特的韵味，使其成为跨越千年的艺术珍品。同样，作为信息接受者，我们也需要具备“留白”的能力，它表现为与所接触的信息和媒介保持适度距离的精神状态，不是全身心沉浸其中，却能真诚地面对一切信息。
我很喜欢的一位法国哲学家雷蒙·阿隆曾经有一句名言：“要做一个介入的旁观者。”,在与媒介相处的过程中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我们所处的环境和状态或许是一种“介入的旁观者”状态。
我们每个人都是信息接收者，每天都会接触到海量信息。对于信息接收者而言，“留白”意味着对信息进行冷静思考。我们应当思索信息的来源与背景，运用自己的选择权去探寻同一条信息的不同解读方式，对于那些难以接受的事实，要多进行核实与求证，这便是我们在信息接收过程中应秉持的冷静态度。
作为信息发布者，“留白”则体现为对表达的审慎判断。如果将对信息的冷静思考视作一种“留白”审美，那么信息发布者在表达信息时的审慎判断，就是我们如何创造美、如何勾勒和描绘这种“留白”之美。就如同中国古代山水画画家下笔创作一样，每一笔都饱含着对艺术的敬畏，充满神圣感。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我们还是社会组织者。我们不仅接收和发布信息，还在各个社会组织中发挥作用，无论是在单位、社区，还是家庭里，都应建立起对他人的数字关爱，确保每个人在数字化进程中都不会掉队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提出，要构建一个信息更加平等、不让任何人掉队的全球社区。我认为，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在消除数字鸿沟，让更多人拥有数字权利和数字能力。
所以“留白”至关重要且弥足珍贵。因为我们可以非常轻易地走进那个充满信心的媒介世界，但是我们和媒介之间、未来我们和人工智能之间那一点点的距离，恰恰是我们主体性所在。因此，在使用媒介时，我们应始终保持一种有距离的精神状态。
不妨设想一下，几年后我们或许将开展第四次中国人时间利用调查报告，我能预见到，那时人们的互联网使用时间会远远超过如今的6小时3分钟，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。但到那时，我们可以多问自己几个问题：在媒介使用过程中有收获吗？感到幸福吗？在这样的媒介环境中，是否真正找到了自我，过上了理想的生活？我想，这些问题的答案，便是几年后我们对“我们和媒介之间有完美关系吗？”这一问题的行动回应。我怀着矛盾的心情，忐忑地期待着几年后的调查问卷结果。我相信，当我们再次聚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时，答案或许会远超我们的想象，让我们共同期待那一天的到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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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人文清华”讲坛是清华大学发起的大型思想传播活动，推动建设更创新、更国际、更人文的清华新百年。讲坛定期邀请优秀人文学者，在标志性建筑新清华学堂发表公众演讲，阐述其经典学说、独特思考和重大发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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